汉唐阳光·国际政治系列丨一国会对内“维稳”而对外打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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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抢先读︱一国会对内“维稳”而对外打仗吗？
作者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梅然
在德国于1871年实现统一时，国家的权力主要把握在贵族地主阶级手中，大权在握的皇帝就是这个阶级的总代表，其手下的军政首长也大多来自该阶级，德国军队中的高级军官也主要来自该阶级。虽然德国也有经全体成年男子普选产生的多党组成的议会，但议会权力不是很大。它有一些立法权，但行政权和人事权是由皇帝把持，而且很多议员也是代表贵族地主阶级或受其笼络的。
但是，随着德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工业阶级为主的城市阶级的力量迅速壮大，而他们要求获得更多的社会和政治权利，甚至要求由自己去主导国家的大政方针。这样，面对着越来越难以压制的国内变革压力，德国的统治阶层企图通过战争去化解。第一，战争一打响，老百姓的注意力就会被吸引到战争上，而且他们都会希望本国获胜，从而会团结在爱国主义的大旗下。第二，如果战争获胜，当局的国内威望也会得到提升。这样，借助对外战争，国内的政治矛盾就能被转移或限制，政治现状就能维持。
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在一战来临时也说，此时在我眼中，德国人只分两种，爱国和不爱国的。换言之，战火一起，阶级、党派、信仰、道路什么的，都不得不给我靠边站。
当一战发生时，似乎战争是有可能给德国当局带来上述政治好处。下面的照片显示的是1914年8月2日这天，在慕尼黑中心广场上聆听宣战消息的人群。多数人在欢呼雀跃，似乎战争真能将国家团结起来。其中圈出的正是面露悦色的希特勒，他此时只是芸芸众生中极不起眼的一员，但穷困潦倒的他将战争视为改变命运的机会。
该照片是纳粹党在1932年的选举中拿出来的，以显示希特勒一直是热忱的爱国主义者。但后来有人揭露，其中的希特勒是被PS上去的。
2阿根廷，请不要为我哭泣
这里暂不评价，德国是否就是为了“维稳”而走向大战的。但在历史上，据说是为了“维稳”而发动战争的事倒也不算少。常说的一个例子就是阿根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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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阿根廷，大家可能先想到足球，而足球也确实曾经和阿根廷的“维稳”挂上钩。阿根廷主要位于南美洲温带地区，人口也主要是欧洲移民或其后代，发展农牧业的条件也很好，就像澳大利亚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尤其是，阿根廷中北部有个著名的潘帕斯大草原，面积广袤，水草丰美，特别适合发展农牧业，出产的牛肉尤其著名，阿根廷队去国外包括欧洲参加世界杯足球赛，往往都自带牛肉(除非对方以检疫为由拒绝带入，比如在南非世界杯期间)。以此为依托，加之其他有利的内外因素，到一战前，阿根廷已经发展得了不得。位居世界前十大经济体之列，人均收入与德国差不多，还搞了免费义务教育，文盲率比很多欧洲国家都低。
但在后来尤其在二战后，阿根廷的问题就越来越多。一会文官当政，一会军人政变上台；一会向左转，一会向右转。这样，国家也就陷入了长期动荡。1976年，军方再次政变上台。为了维护统治，军方大搞白色恐怖。比如，当时有成千上万的反政府人士“莫名其妙”失踪，比如在上班路上，或在看电影回家途中。其实他们是被军方秘密绑架并处死。有些杀人方法也堪称“有创意”，比如用飞机将不少犯人运到大西洋上空，然后打开舱门，把犯人推下去或枪决后扔下去，这样既省去埋，也不用担心尸体在国内被发现。在1976-1982年间，魏地拉(Jorge Videla)和加尔铁里(Leopoldo Galtieri)先后出任阿根廷军政府的首脑，前者更为血腥。后来在阿根廷“还政于民”后，俩人均受到审判和监禁。
魏地拉和加尔铁里
当时的阿根廷老百姓未必了解上述冷酷内幕，但军政府的倒行逆施足以让老百姓怨声载道。阿根廷终于成功地从“发达国家”发展成为了“发展中国家”。有首有名的歌，叫“阿根廷，不要为我哭泣”，此时阿根廷人的心中应是哭得稀里哗啦的。
1978年的世界杯足球赛又适逢在阿根廷举行。此前阿根廷从未夺得过世界杯，军政府渴望阿根廷队在自家土地上夺冠，他们在这点上倒是与本国人民心连心，但也有自己的政治算盘。他们想，如果阿根廷夺冠，必然会举国欢腾，而沉浸在兴奋中的老百姓想必不会还有那么多心思去念叨军政府的不好，也许还会因军政府对赛事领导有功而多些好印象呢。最后，也确实是阿根廷队击败了荷兰队夺冠。军政府对此也确实“领导有功”：在复赛阶段的最后一场比赛中，阿根廷队必须净胜秘鲁队至少四个球，才可挤掉巴西队，而结果是六比零。后来有人爆料说，阿根廷军政府当时给秘鲁人送钱了。
阿根廷队在1978年如愿捧起世界杯。
不管怎样，冠军到手，阿根廷老百姓倒也真高兴，但这股兴奋劲不能挺一辈子。很快，人们又自然地回归到现实中。而现实依然看似没什么起色，军政府依然看似可恶，民怨依然看似难平。于是，军政府又瞄准了马尔维纳斯(Malvinas)群岛。这是阿根廷东边大洋中由两个主要岛屿构成的一个群岛。阿根廷人一直坚称它属于阿根廷，但无奈它一直由力大气粗的英国占据，英国人称之为福克兰(Falkland)群岛。
掌权的阿根廷军方认为，如果我们能用武力夺回失地，我们不就一夜之间成为了捍卫阿根廷主权和尊严的民族英雄了么？老百姓难道不会换种眼神看我们？他们还盘算，英国的国力已不比当初，经济形势也不好，从英国本土劳师远征南大西洋也很吃力，即便派兵过来我们也可以逸待劳，所以这一票可以干！
于是，在1982年4月初，阿根廷军队占领了马尔维纳斯群岛。这在阿根廷国内得到了铺天盖地的支持，成千上万热情洋溢的老百姓聚集在总统府门前，将以往不时有抗议发生的此地变成了欢乐的海洋，军政府从未看似如此与国民心连心。
但这只是稍纵即逝的幻象。英国首位女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领导下的英国内阁毫不示弱，决定立即出兵。很多英国民众也前往港口为出征英军送行，很多人还自发地驾着小艇陪伴战舰出港。在二战后，罕见英国人有这么齐心的时候。两个月后，远征南洋的英军经过鏖战夺回了该群岛。由此，撒切尔夫人的铁娘子形象更加熠熠生辉，其国内受支持度也得到提升，阿根廷军政府则随着战败而很快垮台。后者打仗本想是给自己“维稳”，结果却给撒切尔夫人“维稳”了。
在马岛战争结束后的1983年，撒切尔夫人前往该地视察，并慰问驻扎于此的英军。
康奈尔大学出版社在2014年出版有杰西卡·威克斯(Jessica Weeks)所著的《战争与和平时期的独裁者们》(Dictators at War and Peace)，它探讨了像昔日阿根廷军政府这样的“非民主”政权会如何在战争与和平之间抉择，包括为何会为了“维稳”等目的而选择战争。其实，除了历史上的德国和阿根廷这样的所谓“威权主义国家”，英法美等西方国家也可能为了“维稳”而打仗。还有人认为，西式政体国家的政府更容易采取社会帝国主义，因为这些政府需要不时面对选举，而且即便对外冒险搞砸了，也不至于让总统、总理面临政治清算甚至掉脑袋，大不了就辞职或下一届不干了。
比如，有美国人说，美国总统老乔治·布什(George Bush)在1990年打海湾战争，一个重要目的是为了应对国内经济、财政形势不好带来的批评；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总统在1998年下令用巡航导弹攻击苏丹和阿富汗境内的“恐怖主义设施”，也是因为当时他与白宫实习生莫妮卡·莱温斯基(Monica Lewinsky)小姐的“糗事”刚被曝光，他得想辙去转移公众的视线；小布什总统在2003年发动伊拉克战争，也是想借此让美国国会的中期选举对共和党更有利。在二战后时期：与第一任期的前期相比，美国总统在第一任期的后期会更经常地将国际争端升级；与未遇到国内麻烦的总统相比，遭遇国内麻烦的总统在选举日到来前会更更经常地将国际争端升级。
对于这种出于国内“维稳”需要而对外寻衅，有种叫法，叫“社会帝国主义”(social imperialism)，就是为了国内社会的稳定而利用或加剧对外冲突。这类做法也包括用不打仗的手法，就是刺激对外纠纷但避免战争，从而转移国内矛盾，促进国内团结，维护国内稳定。
这种不打仗只吵架的手法其实是用得是最多的。这在一战前的德国身上有不少体现，当时德国军政要人也不时大方地承认我有这想法。比如，首相标洛说：对付社会民主党(代表工人阶级)等国内政敌的最好政策“是动员起民族能量的政策，是吸引众多而且不断壮大的中层阶级——其中的绝对多数坚定地支持君主和国家——的政策，是唤起最佳的爱国主义情感的政策。民族的问题必须时常被置于灯光下，以便民族主义观念对于影响、整合和分化各个党派永远不会止步”，“只有成功的对外政策才能有助于调解、抚慰、聚拢和团结。”对于强调社会帝国主义对德国内外政策的影响，德国史学家维勒的名著《德意志帝国，1871-1918》(The German Empire,1871-1918)是代表作。
社会帝国主义的做法当然也有弊端或风险，大家也能想到，比如：
第一，这类做法会加剧与有关国家之间的紧张，损害与有关国家的关系；如果是采取打仗方式，双边关系更会完全破裂，经贸关系也会断绝。
第二，如果对方国家也来硬的，与你针尖对麦芒，甚至其他国家也来帮他，而你只想玩横的但不想玩真的，不想真打仗，那你怎么办？此时就进退两难了。如果你灰溜溜撤退，在国内就失分了，就弄巧成拙了。
第三，如果选择战争但没打赢甚至失败，政府的国内地位就更不保了，甚至会像阿根廷军政府那样立马垮台。
第四，国家内部总有主张温和或谨慎处理对外关系的势力，比如与国外有大量生意往来的工商界，他们至少在多数情况下不希望看到外部紧张加剧，这类做法因此可能加大他们与当局之间的隔阂。
第五，这类做法是要把国内民族主义的火苗撮起来，但这东西可不是一旦撮起来，想收就能收的，它可能成为一个当局控制不住并伤及自身的力量，这就叫吃不了兜着走。比如，如果当局觉得对外纠纷的势头不对，想撤想妥协，这时候国内激进舆论倒未必听你指挥，甚至说你太软太笨担不起领导国家的责任。
这在一战前德国身上也有体现。比如，1911年，围绕在摩洛哥的殖民利益分配问题，德国与法英之间出现了一场危机。当时德国的外交大臣叫阿尔弗雷德·冯·基德伦-维希特(Alfred von Kiderlen- Wächter)。这位老兄其实打心眼里瞧不起国内的那些民族主义愤青(当时德国国内有不少民族主义团体)，认为这批人头脑简单，思维狭隘，做事冲动。但他又觉得，在此危机之际，应该将德国国内民族主义势力也动用上，鼓动他们在报纸上写些文章，在街头搞些游行宣传，以显示德国政府的对外主张是得到国内老百姓支持的。
他私下里如此形容自己的这种策略：要让所有的狗都叫起来！这句话很妙，活生生体现了他对民族主义分子的既鄙视又利用的态度。但后来，随着危机的愈演愈烈，基德伦想对外妥协以避免战争，可此时国内的民族主义舆论已上升到不依不饶的地步，把政府骂得灰头土脸。这也给基德伦上了一课：“汪星人”们一旦撒欢叫起来，想让其闭嘴就不容易了。
基德伦
第六，这类做法如果常用，可能就像程咬金的三板斧，老是那一套，别人见多了就习惯了，看穿了，也就不灵了。这在一战前德国也有例子。在前面提到的摩洛哥危机中，基德伦要煽动国内的民族主义势力，也是为了借此让头号政府反对派、反战要和平的社会民主党难堪，要将他们凸显为投降派和卖国贼，进而让他们在即将到来的议会大选中一败涂地。可是，德国老百姓对当局的这一套也见怪不怪了，而且也不想打仗，加之社民党的宣传动员工作也做得比较好，结果社民党在选举中反而获得空前大胜，成为了拥有议席最多的党派。
所以，如果一国想采用上述手法，必须要权衡利弊得失，要掂量它有多大可能奏效。如前面的德国和阿根廷的例子所示，误判的例子不少。也正是由于这种原因，也有学者指出，严格来讲，一国政府主要或完全为了国内“维稳”而对外寻衅的事例其实不多，通常只是在由于他因而对外强硬时，附带着有此打算。在前面讲的摩洛哥危机中，德国当局态度强硬的首要原因也是，法国在英国纵容下想将整个摩洛哥占为己有，而这损害了德国在该地的经济利益。
相应地，在不少学者看来，尤其鉴于战争结局和影响的更多不确定性，一国当局主要或完全为了“维稳”而对外开战的事例就更少。如前面关于德国为何走向一战的一文所述，为“维稳”而选择战争并非德国走向大战的首要动机。在先前说的那些美国动武的例子中，美国总统们首要关注的还是动武对于美国国家利益的推进作用。
至于阿根廷进军马尔维纳斯群岛，也有学者认为，这的确与军政府国内地位不稳有关，但重大的刺激因素是：在英阿两国于1981年重启的关于马岛问题的谈判中，英方仍强硬地拒绝谈判主权归属问题；而且，即将到来的1983年是马岛被英国占领150周年，这让军政府感到，如果自己在这一敏感问题上再不拿出一个果敢态度，在国内民众中的名声就更臭了。他们还觉得，鉴于阿根廷军事实力的上升、英国国力的下降等因素，动武更可能成功而非失败。总之，阿根廷军政府选择战争，很大程度上是被英国人“逼”的，不好说是“主动”挑事。
但不管怎样，一国政府在国内受支持的程度越高，国内地位越巩固，它在对外关系中的主动权和政策选择空间就越大，无论是战是和。如前面的文章所述，德国国内的政治斗争严重妨碍了大规模扩军，进而令德国当局不得不更多考虑：既然难以通过扩军去巩固国防，那是否只能及早开战以先下手为强？简言之，国内政治难处限制了德国当局的对外政策空间。
——摘自《战争、帝国与国际政治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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